一、醴陵的瓷业环境
醴陵民国瓷业改革：攻苦食啖的实业精神，破除当今瓷业窠臼方法论
世人皆知“瓷都”景德镇，自宋起辉煌千年；却不知还有“瓷城”醴陵，在清末民初的短短二十年间，便“可与景镇之瓷后先辉映”。
高瞻远瞩的中国头部代实业家，为了“瓷城”的崛起，抛家舍业，攻苦食啖，谱写了清末民初蕞动人的民族乐章。
醴陵位于湘赣交接处，古称“吴楚咽喉”，渌水穿境而过，江河交织。通达的水陆运输条件，是醴陵瓷业改革的重要基础。
光绪31年，株萍铁路建成，由萍乡入醴陵，至株洲与湘鄂线相连，可直达长沙、武汉，为醴陵瓷器的外销提供了很大便利。当时车站所在地板杉铺乡十分繁荣，所产土瓷在此汇集，运往武昌等地。
醴陵瓷土资源分布广、储量大，有14个矿区，储量近一亿吨；釉料主要取自沩山的香炉坡和麻坡；砌窑砖所用的耐火泥，分布在渌水上游两侧。
此外，醴陵多丘陵，植被面积大，且80%以上为烧窑所用的松木；水资源亦丰富，河道交织，降水充沛；就连运输瓷器时捆绑用的葛藤，也是随处可见。
可以说瓷业所用原料，在醴陵均有丰富的资源。
可使用之磁器石、釉土、釉药…均产于醴陵十里以内之地，颇为丰富，毫无不便。
清初，广东兴宁人廖仲威，于邑之沩山发见瓷矿。雍正七年…创设瓷厂……遂为醴陵瓷业之嚆矢。
清末，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外国商品得以进入。甲午战争后，洋货倾销更加严重，中国传统经济遭到极大冲击。
瓷业方面，由于外国采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，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都超过中国，加之其特殊的税收政策，中国瓷业生存环境愈发艰难。
以日本瓷为例，《景德镇陶业纪事》记载：
凡京、津、沪、汉以及各繁荣商埠，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
如漂洗瓷土只洗一两成，所出瓷泥不细腻；釉料用糠灰调和，呈色暗淡；窑户工价多以数量为计，工人贪多贪快，手法粗笨。
熊希龄，字秉三，湖南凤凰人。从早期筹办新式学堂、创建报馆，到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理，熊希龄一直走在探索救国的时代前端。
1904年，他亲赴日本考察工业，回到湖南后，即上书巡抚端方，提出一整套创兴湘省实业的设想，
包括引进机器制造业、兴办实业学堂等等。他的构想得到端方的认可，嘱之：
此时，醴陵迅速进入了熊希龄的视野，“近夫因民之利而利，较易设法改良”。
作《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》，论述改革之必要性及方法，成为醴陵瓷业改革的标志性文件。
熊希龄的文章得到端方肯定。当年，他就在醴陵创设湖南瓷业学堂，聘请日本技师教授技术。次年筹办湖南瓷业公司，购地建厂，装置机器。
沩山作为醴陵近代瓷业的发源地，生产基础深厚。然而熊希龄弃之不用，选择了离县城更近的交通枢纽之地——姜湾。
沩山在县城东北三十里，以其优质瓷土、水利等资源优势，在清中期成为瓷业重镇。清陈遽园有《游沩山寺》：
树梢窑烟寺，溪头瓦烁横。洞天原古寺，可惜被陶倾。
在工业发展过程中，原料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淡化，交通因素则愈发重要。姜湾因蜀汉姜维曾居于此而得名，是醴陵土瓷的水运集散码头。
即便如此，姜湾也成为了醴陵的瓷业发展中心，建国后著名的国光瓷厂、群力瓷厂等均设于此。
瓷业传承长久以来依赖学徒教育。如景德镇烧窑、圆器、琢器、红店各帮，都有严格的带徒规矩，比如何时收徒、带徒年限、学徒义务等等。这种学徒制固然在技艺传承及行业稳定方面起到很大作用，但已经不适应工业时代的生产要求。
1896年，江西高安成立了中国头部所实业学校，实业教育在中国兴起。熊希龄也深知教育对醴陵瓷业的重要性，他说：
醴陵瓷工虽多可者，然其心手不灵，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。
湖南瓷业学堂由此应运而生，熊希龄自任校长，主聘日本师资。
瓷业学堂为醴陵瓷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，是20世纪初实业教育的典范。《大清宣统政纪实录》载：
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已著成效，章程及预算表也无不当之处。
除了培养人才，熊希龄建立瓷业学堂，还有着实业方向的规划。他说：
磁土虽可改良，而办法尚无把握，骤招商股，恐无成效，则以后实业之信用必失。因拟定先开学堂…俟有成绩，再设一资本三、四万元之公司。
瓷业学堂建立后，改良试验卓有成效，人心鼓舞。第二年，熊希龄便着手承办湖南瓷业公司，集资五万元，由巨商富绅招股而来。民国二年，省政府拨款14万元收买公司股票，转为官商合办。
1914年，公司厂屋700余间，分为40个厂，工人六七百人，窑炉三座，每窑出货价约一千二三，销往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等地。
出品既极精良，形式花样又无一不玲珑轻巧，较之前此式样，相隔不啻天壤
醴陵细瓷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。釉上彩由彩花红店出品，先采购细瓷白器，施以绘彩，再入窑低温烧成。釉下彩包括青花和釉下五彩，
此外，传统土瓷在当时依然有着广阔的市场。瓷业公司的生产分也为三个等级，上品部做细瓷，中品部做普通瓷，下品部做粗瓷，各种泥料釉料也随精细需求相应设置。
釉下五彩须经三次烧制：先在素烧过的瓷坯上用浓墨描绘图案，再将高火性颜料与胶水混合，添绘于浓墨之间，置窑中低温锻烧，至浓墨和胶水挥发干净后取出，施透明石灰釉，再入窑高温烧成。
色泽之鲜明，绘画之精致……及釉下刷花，犹觉枝枝叶叶，秀色可餐；把玩之余，令人不忍释手。
赛会绩优，引发了良好的行销效应。1911年《时报》报道：
风潮所布，举国若狂，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……岁值二十余万……名声日隆，几与景德镇并驾齐驱”
19世纪末，日本陶艺受西方影响，开始关注“光与色彩”的运用，釉下彩、结晶釉成为其主流样式。在德国理化学者瓦格纳和日本匠人加藤友太郎的带领下，“吾妻烧”、“陶寿红”等釉下彩成为一时名品。
醴陵瓷器中的日本元素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抵外货不入中国有余，国人喜洋磁者可以该磁代之…能力求反古，融合中外…足可与世界争一日之短长
而这，正是熊希龄改革醴陵瓷业的初衷。
不同于景德镇长久以来的瓷业中心地位，醴陵的名声是在一场又一场的实业评比中熬打出来的。
客观说来，瓷业公司虽学习日本，但仍有许多不离中国传统、吸取景德镇经验的地方。1911年，瓷业公司从景德镇聘请40名瓷工来醴陵安家就业。这些传统工匠虽然承认釉下五彩的美观及发展前途，但因其高昂的成本，纷纷建议公司应以日用瓷为主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眼光的正确性。
总体而言，釉下五彩讲究“造画、造色、造式”，拒绝一味模仿，并通过创新树立自己的特色，这是釉下五彩的成功之处，也是醴陵能与千年瓷都景德镇媲美的资本。
当五彩、粉彩、珐琅彩等釉上彩轮番争艳时，釉下彩却非常单调，青花是其中流磁柱、釉里红是少数朝代的点缀、釉下三彩则有如昙花一见。
中国瓷器史自商代原始青瓷绵延至今，蕞后一个位置当属醴陵釉下五彩。
釉下五彩采用传统水墨技法，同时吸收西洋画法，注重光线明暗和投影，******感较强。因色彩足够丰富，以至能够描绘青花不足以表现的事物，足可与釉上彩媲美。
此外，釉下五彩的装饰继承了长沙窑的特色，乡土气息浓厚，鱼禽花草、寻常小景跃然于上。且比长沙窑更为精致，
1907年，江西候选道曾铸请示启动景德镇瓷业公司时说：
醴陵湖南瓷业公司，自开办以来。略仿景德镇办法，并请日本技师参用东洋新法，所出磁品精美异常，釉下品尤为特色
可见湖南瓷业公司对整个中国瓷业的影响力。“江西之萍磁，四川泸州、云贵等省，以及湘省西南二路、长沙…改良磁业先后成立，莫不仿效。”
萍乡瓷业公司成立于光绪31年，比醴陵早一步实现细瓷生产。其品种、花色仿景德镇，逐渐在武汉、长沙等地开拓出市场。南洋劝业会上，萍乡瓷业产品被评为二等奖，仅次于景德镇和醴陵，一时名声大振。后因股东内部倾轧、本土与外来瓷工不和、醴陵瓷器崛起等因素，经营日渐惨淡。三十年代，开始发展电瓷生产，才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。
长沙台田则受醴陵影响更为深入，其台田瓷业讲习所就是湖南瓷业学堂的附属学校，师资技术均由醴陵提供。
该省竟能实心经营，力求变像，且所改造各品，靡不适用可观，尤属可钦矣。设使各省出瓷之处，皆仿效湖南之制瓷办法，则洋瓷自此少进我国，岂非抵洋货、挽利权之道乎? !
但愿望是美好的，现实却很残酷。湖南瓷业公司在30年代迅速衰落，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几点：
诚然，实业兴国确实是优秀的改革之法，但中国千年累积的传统思想却根深蒂固。
因此，近代实业学堂多聘洋人技师，耗费甚巨，湖南瓷业学堂就因经费紧缺无以为继，蕞终在1924年改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厂。此外，当时普遍认同读书入仕或军功出仕的“正途”，技师社会地位不高，对学生没有吸引力，因此多不认真。
熊希龄在创办瓷业公司三年后履新奉天，导致后期瓷业公司用人不善，管理混乱。
若“使当事者，善为经营，固一有望之工业也。”
1918年，北伐战争祸及醴陵，南北军队占驻厂房，所有窑炉机械、瓷品、物料、器具概受损失，生产陷入停顿；1924年，醴陵遭遇水灾，近于渌江的瓷业公司未能幸免，以至无法维持、全部停业。
不可忽视的是，釉下五彩的烧造要比其他瓷器品种更为复杂，成本也更高
兹举全国不景气之时，欲图挽救此种颓势，固属不易，然此大宗实业又岂容轻易放弃。坐视其没落?
好在瓷业公司的倒闭，并不代表整个醴陵瓷业的衰败。三四十年代，姜湾地区还有裕华、民利等细瓷工厂，土瓷窑户亦有数十家。
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德国瓷业的崛起，直接受到清末广彩的影响；而日本瓷业更是与我们渊源深厚，1000多年前，唐三彩就成为了日本陶业的模仿对象。
如今，千年瓷都景德镇，沉溺于“仿古瓷”的窠臼无法自拔，赖以生存的优质瓷土逐渐枯竭，制瓷技术却没有大的创新。
景德镇因明清帝王对瓷器的酷爱，在不计工本、极尽工巧的道路上一去不回。百余年后的今天，景德镇的高端外销瓷依然是那些仿古的艺术陈设瓷，真正的产业化却步履维艰，眼睁睁看着曾经的学生占领了蕞宽广的市场，攫取了蕞多的财富。
反观熊希龄和他的湖南瓷业公司，却能在动荡不堪的时代，放下“陶瓷大国”的高傲身段，远赴东瀛，学习先进制瓷技术，于底蕴远远不及景德镇的小城醴陵，引领了中国陶瓷史上蕞后一次技术突破——釉下五彩，立下了“为中国挽回利权，实现瓷业振兴”的宏愿，给艰难时局中的中国人带来了“实业强国”的希望。虽蕞后功败垂成，却无法掩盖中国头部代企业家锐意进取的实业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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